绒织物简单地说是以细金属杆当作假纬织入,将经纱形成挂在杆上的绒圈,织过数杆之后以刀片划开绒圈,就成为绒毛。绒织物的组织包括一组地组织与一组绒圈组织。经纱由不同经轴的一组地经和一组较粗的起绒经以2∶1或3∶1排列;纬纱由一根地纬和一组起绒纬组成,起绒纬是由二个固结纬中夹一根起绒杆组成。地组织一般为斜纹,绒经与纬纱以平纹交织:绒经先跨过一根地纬、沉入一根固结纬后,浮于金属杆假纬产生绒圈,之后再下沉于另一根固结纬,形成一个绒圈的循环织程。

  明代的绒织物包括素绒与提花绒两大类。目前出土与传世的明代的绒织物仅见非提花类的素绒,品种有单色素绒、素剪绒、抹绒与双面绒。单色素绒是全幅为均匀绒毛,有时会加以刺绣装饰成华丽图纹。素剪绒又称“漳绒”,同样使用双经轴的绸机织造,不作提花。这类绒见于苏州明代万历王锡爵墓出土文物中,是目前所知中国出土最早的一件绒织物。制作的过程是由技艺熟练的师傅先用粉笔将图案转印在坯布,再精确地切割花部的绒圈,产生绒面花纹,地部的绒圈并不切割,在整理过后会逐渐拉平。抹绒是采用切开绒之后处理方法,使用植物胶质,透过花版印在绒毛面上,并将印有胶质糊料的图案区域内的绒毛,抹倒一个方向,因而产生不同光泽的花纹。

  明代双面绒出现在定陵出土的双面绣龙方补方领女夹衣,正反两面都起绒,经过分析,地经与绒经比为2∶1,正反面一上一下顺序织入起毛杆,地为平纹,绒毛长5mm,织物丰厚柔软又如毛皮般保暖。这件素的双面绒上面还刺绣龙纹装饰,更显得异常珍贵。

  根据《天水冰山录》中记载的绒织物共五百八十五匹,其中提花绒有四百零七匹,几乎占70%,品种有织金绒与织金妆花绒。可见提花绒在华丽高级的丝绸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很遗憾未能有实物佐证,而《天水冰山录》虽是记载严崧抄家(1565年)财产清单,然而该文献的完成年代尚未证实,本文所参考为乾隆丙午年(1786年)重刊本,据跋中所言为雍正五年(1727年)周石林刊本。

  明代绒织物的起源至今仍有争议,一说是源自中国古代相传的技术,因为汉代已经有绒圈锦的出现,这项技术并未曾消失,代代相传为当然的道理;一说是明代外来引进的技术。在《天工开物乃服篇倭缎》中宋应星提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盖质已先染,而斮绵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北虏互市者见而悦之,但其帛最易朽污,冠弁之上,顷刻集灰,衣领之间,移日损坏。今华夷皆贱之,将来为弃物,织法可不传云。”以近代学者对《天工开物》的研究并对宋应星写作的科学态度之肯定,《天工开物》似乎没理由虚构这项说法,而应是当时已有此一说。其中他还将所见的倭缎特性加以描述与批评,它是一种先染纱、后织造,有可能为提花绒,可是在当时这项技术并不成熟,因此成品的质量并不好,所以他认为这样的织物不久后会被市场遗弃而消失,没必要在其文中详述织法。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以后漳州地区提花绒织造技术进步了,因此漳绒、漳缎的声名不胫而走。另外在乾隆时期《重纂福州通志》卷五十九:“天鹅绒本出倭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机割出,机制云蒸,殆夺天工。”这是清初时,再度提到织绒技术的由外传入,以及织造时的特殊技巧,这时的天鹅绒的质量应该不错,因而作者赞誉此技艺为殆夺天工。

  明代绒织物以滨海的漳州起家,漳绒、漳缎是相当负有盛名,漳绒与漳缎几乎就是起绒织物的代名词,前者是素绒或素剪绒;而后者是提花绒。绒的文字记录早在洪武年间赏赐朝鲜的丝绸中“锦、绣、绒、绮”,但就仅见这一笔。

  其实以起绒杆织造绒织物的技术,在中国也是有迹可寻,但是以绒经架来代替纹经的经轴,个别控制每根起绒纹经的张力,便于织造时经纱张力的平均与织口的形成,这样的技术在明代的织机与织造技术中,至今还没发现有具体的实物证明,唯见于前述《天水冰山录》中的提花绒织物名称。据此推测,素绒或剪绒织物在明代或属于本土技术,而提花绒的漳缎这个新的品种,就非常有可能如宋应星所说的是从海外传入的技术。

  而在海外史料记载,明代海上私人贸易发达,隆庆(1567年)以后解禁,与活跃的西方航海贸易相联系,根据1576年一份由Francisco de Sande撰写,自菲律宾呈回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书中提到:“中国什么都不缺,惟独没有绒织物,为何没有呢?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如何织造,但是一旦他们有机会看到生产的全部过程,他们很快就能学会制作了。”他的预料后来果然应验,到了1592年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在家书中提到他亲眼看到中国当地织造绒织物,而且作得很好。还有一些国外的航海贸易史料显示明代中国丝绸丰富,唯独缺乏绒织物而向西方求取。观察这些国外的文献可能会产生的疑点,并非记载不实,而是当时欧洲人与中国接触的地域范围有限,可能仅限制在广州等少数的通商口岸,对于明代中国其它广大地区,能否具有生产绒的技术可能没办法直接证实。从绘画以及传世的丝绸文物[7],显示意大利的提花绒织造技术在明代初期(15世纪)已经相当的成熟,织入金线和彩纬的提花绒,并与刺绣结合,制成精彩华丽的绒织物,应该是足以吸引当时明代的上流社会,产生进口绒织物的需求。

  绒织物的技术根据日本经济史专家研究指出,能确定不是源自日本,日本在与明代同时,其国内也不知道怎么制作绒,一直透过葡萄牙商船输入取得。直到1639年,无意中从一艘葡萄牙的货船进口的丝绸当中,发现一匹没有被割断绒圈的绒织物,上面还挂着钢丝,这以后他们才恍然大悟,学会织造绒的技术。而这匹特殊状况的绒织物,与货船上的其它货品都是来自中国。至于宋应星与《重纂福州通志》都认为绒织物是出自倭国,赵承泽先生认为倭缎的倭字,“并不具备特定的地理概念,这个字实是个讹字”。其实宋应星已经清楚地交代这是一个外来技术,在当时并不太成熟,因此产品的质量不高,这是相当合理的。宋应星并没有特别指明是倭国,他只说是传自东部沿海的夷国。在明代长期实施海禁之下,百姓的国际观念可能不足,是否因为倭寇长期在沿海出没,而误将在沿海从事海上贸易的外国人都称之为“倭”人,遂将此经由海运贸易进口的提花绒织物,称为倭缎,这是合理的情况。

  明代拥有成熟与发达的丝绸生产技术,盛产各色品种的华丽丝绸,物美价廉,深获当时海内外市场的喜爱。但是,惟独对于绒织物的生产技术并不怎么熟悉,起绒织物的特点在于以地经和起绒经二组经纱,搭配一组地纬与起绒杆交织,之后,将起绒杆上的经纱割开,就形成绒毛,布匹手感柔顺又有光泽。提花绒生产技术更为复杂,除了要有花本来织作多彩的提花外,还需要另具绒经架,个别控制起绒经纱的张力。这些技术对于明代丝绸生产业者,还是相当陌生,在中国南方沿海贸易的欧洲商人,发现明代对精美绒织物的市场需求,遂从欧洲载运精美的丝绒远航而至,最早是由葡萄牙或西班牙的商船输入。然而,在明代发达的丝绸生产技术下,业者努力学习仿制,尤其是福建漳州地区学得最快,到了明末,已经会织造素绒与提花绒织物,刚开始时品质还不怎么稳定,产品质量不高,后来慢慢的提升,漳州生产的漳绒、漳缎已经在国内市场拓展开来,远近驰名,还外销到邻国日本,也间接促进了日本起绒织造技术的发展。